最近整理家庭檔案，找到田秀川先生生前的三十六封信札，逐件仔細翻閱，又如當面聆聽先生那推心置腹的輕言熱語，不禁淚眼模糊。


田秀川，筆名田人、田野上人，是衡水的著名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也是知名作家和詩人，曾出版發行自撰詩詞的書帖十幾部之多。


我與先生，相識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文學研討會。那些年我們曾同居一室徹夜長談，也曾相約小酌詩文佐酒。所以他雖長我十九歲，卻因性情相投，成為無話不談的忘年之交。


先生常稱自己“素喜筆談”，生前經常給我寫信。盡管后來有手機也互通微信，但他仍經常靠信札與我傾吐心聲。人們常稱作家汪曾祺是“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那先生就是最后給我寫信的一個文學前輩。


我現存他的三十多封信札，是我們純真友誼終生不渝的佐證，更是我在歷經滄桑人海浮沉中收獲的一份珍貴禮物。


這些信札，內容大體分為五個方面：


一是闡發對社會風氣尤其是文壇現狀的看法。田先生憂國愛民，勤于思索，每有見地，直抒胸臆。他幾次針對當時文壇泛濫的不良現象，在信中寫道：“現在純文學的作品少之又少，作家和讀者更多的關注是新的刺激，所以風氣漸壞已成不爭的事實，即使有些得魯獎的作品也很少讀者，可見如荷花之圣潔何其難也。”


二是告之他的活動情況和感受。先生早年曾在京津石穗等地搞過個人書展，影響很大。1994年在泉州幫女兒帶小孩期間，當地慕名請求他開辦一次個人書展。他信中告訴我說：“全國旅游交易會近日在泉州舉行，幾個政府官員正籌備我的《田人書法泉州展》，我將在此展示一下我的藝術，讓閩南人感受一下北方的雄強和厚重。”先生有一次到甘肅開展傳播張裕釗書法的講學活動，回家后即寫信告之講學經過和收獲，并將負重帶回的兩塊洮河硯贈我一塊，鼓勵我習練書法。可惜我既無翰墨天分，又乏勤苦精神，真是愧對和辜負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三是寄來作品征求意見。他的書法集《田人書風筆訣》《田野上人舞風頌》《八十抒懷》等長詩，正式書寫出版前都給我寄過初稿。他學識深厚，文筆嚴謹，我自然提不出什么意見。但由此可見先生虛懷若谷的君子之風。2000年，田人先生寫“古桃賦”一篇，附信寄我時坦誠地說：“寄上《古桃賦》，410字左右，有人說應先寫桃花再寫桃樹，又說桃的部分寫得太少。這些說法都有道理，而我則信筆為之。”使我更看到了先生的嚴肅認真和瀟灑氣度。


四是給我的習作助力加油。1999年，他聽說我想出詩集，立即寫信說：“這是好事，自古詩成勝得官，經濟如有困難我可助一臂之力。”后來我又出過一本散文，他高興地在信中說：“我識字不多的老伴過去喜歡聽我講聊齋，現在也說喜歡你這樸素土氣的散文。”他看到我寫的孫犁搞土改的系列文章，幾次在信中說：“你能鉤沉出這么多背景，是研究孫犁不可多得的寶貴材料。”有次還單獨寄來一張設計精美的明信片，上書八個蒼勁大字——常讀大作，頗有荷香！


五是鞭策我努力讀書。田人先生曾在一封信中說：“要想下筆有神，必須多讀詩文。唐宋散文，頗多文采；唐人詩作，無人企及，你都要多看一些。”他是博覽群書的人，每見報刊精彩美文，經常剪貼寄我，有兩次看到事涉饒陽歷史的詩詞，還寫成書法條幅寄來。為鼓勵我讀書，他還曾在信封中寄贈幾枚菩提樹葉，囑我“作書簽用”。這兩枚柔韌透明薄如蟬翼的珍貴樹葉，至今仍夾在我一本經常翻閱的唐詩選本之中。


2019年9月先生仙逝時我并不知情，因他的家人處理后事非常低調。事后他女兒用他的手機電告，我猛看熟識的號碼，還以為先生又要和我傾心長談，突聞噩耗竟一時哽咽無語。因之前一個多月老人還寄我一本他自書出版的四字長詩《衡水湖上》，簽名時還認真寫著準確時間“2019-7”的字樣。誰知未見一面卻突然天壤永隔了。那天我忍痛寫了一篇悼文，題為《寄往天堂的信》，以慰他“素喜筆談”的在天之靈。


現在輕撫這些陳舊斑駁的信箋，看著熟悉親切的字跡，我常想，如果有什么紀念先生的活動，我將無償捐贈這些信件。如果沒有類似活動，我將復制珍存于檔案部門。因為先生的書法和文字，肯定有其寶貴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含量。


作者：何同桂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