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期的李曉明。

程楊村李曉明故居。

現實中的李曉明

棗強縣是冀南軍區重要的抗日根據地，宋任窮是冀南軍區司令員，文建武是參謀長，王光華是政治部主任。下轄5個軍分區，棗強縣屬于第四軍分區。當時棗強縣又分為棗北和棗南縣，肖張鎮屬于棗北縣。1938年，18歲的李曉明參加了革命工作，并于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李曉明是抗日游擊隊中的一員，曾任中共肖張鎮區委書記、棗北縣委書記等職。

《平原槍聲》不僅僅是文學作品，更是李曉明與戰友們在冀南抗戰時期艱苦戰斗生活的真實寫照。棗北縣大隊在李曉明的正確指揮下，在根據地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一次次涅槃重生，由一開始的兩個班發展成3個中隊700余人。縣大隊攻據點、端炮樓，在日本投降前就解放了棗北縣全境。多年的棗北抗戰，一位又一位抗日英雄犧牲，一次又一次挫敗日寇陰謀，多少革命青年志士出生入死、前仆后繼，終于迎來了解放。

李曉明有五個子女，兩個女兒三個兒子。二女兒李志蘭1952年生于武漢，1968年響應國家號召回鄉務農，后在棗強縣參加工作，并結婚成家，一直沒有回到父母身邊，于衡水市計量局退休。在紀念館里，她不怎么說話，只是默默地看著父親的照片，撫摸著父親用過的書桌，并提議姐妹四個在書桌前拍了一張合影。李慎基老人說，李志蘭是大哥的五個子女中長得最像李曉明的人。李志蘭深情地回憶說，父親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當年創作《平原槍聲》時，她才四五歲，只記得父親總是忙忙碌碌的，能跟家人在一起的時光很少。她中學畢業后，父親鼓勵她響應黨的號召回棗強老家務農，這一回來就是一輩子。她說：“盡管我不在父母身邊，但我一直在故鄉的懷抱里。我替父親守候著他一生熱愛的家鄉。”我和李志蘭大姐在李曉明的照片前合影留念，此時感覺與我兒時崇拜的紅色作家離得那么近……

1958年出生的張敬敏是李曉明二妹家的長女，盡管只見過大舅為數不多的幾次，卻也有著深厚的感情。她回憶：

我從小就對大舅充滿敬仰之情，中學時就與大舅開始通信，他夸我文筆好，鼓勵我堅持寫作，用文字敘述生活。第一次見大舅是1988年，那時李曉明回衡水參加電視連續劇《平原槍聲》的拍攝，當時和表姐李志蘭同住一個院，得以近距離接觸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和大作家。因工作需要，我分別于1997年和2003年兩次去武漢出差，每次都帶去他喜歡吃的家鄉特色小吃——棗強熏肉和鞋底燒餅。他非常高興，總說“大妮來一趟武漢，就等于我回了一趟老家。”

在母親患腦干栓塞臥床十年、大哥又英年早逝的那些艱難歲月里，大舅送我的一副字一直在鼓勵著我“根深葉茂敬業樂群，任重道遠慎始善終”，就像黑夜里的燈塔指引著我前進的道路。

走進李曉明的故鄉

走出肖張鎮《平原槍聲》紀念館，李慎基老人和四姐妹熱情邀請我去李曉明的故鄉程楊村看看。程楊村在肖張村西邊，兩個村子離得很近，隔路相望，幾乎連到一起了。這是一個與肖張村差不多大的村子，有2000多人，106國道、衛千渠穿村而過。

我們先去了李曉明故居。那是一個已經半坍塌、雜草叢生的荒廢院落，早已無人居住，大門無存，青磚北屋尚存，但房檐下那精美的磚雕難掩昔日的風采。李慎基老人說：“我小時候就和父母生活在這里。由于受大哥李曉明的牽連，母親時常帶著我和哥哥姐姐們東躲西藏，投靠親戚也無人敢收留。有一次，日本鬼子抓不到大哥，就抓了二哥痛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受盡折磨……”我想象著，青年李曉明從這所院子里走出去，帶領戰士們打據點、端炮樓，把鬼子們趕出了家園，后來又南下大別山，終于迎來了新中國的黎明。

穿過一條街，來到李慎基老人現在居住的院落，六間寬敞的北房就住著他們老兩口。他們育有四個女兒、兩個兒子，一大家子四世同堂，共有35人。他也當過兵，在部隊15年，升至連長后轉業回家鄉，后下海經商，日子過得也算殷實。

客廳墻上，掛著李曉明寫給他的四條屏對聯，典型的魏碑“張（裕釗）體”，又稱“南宮碑體”，明顯的特點就是“用筆外方內圓、結構挺拔雄奇、墨法厚重內斂”，家鄉衡水、邢臺一帶有很多人都研習這種書法。由于棗強與南宮毗鄰，可見其青少年時期受“南宮碑”影響頗深。字跡端正，字形平穩，一筆一畫，一絲不茍的字里行間，彰顯出李曉明的性格嚴謹與平實善良的人生態度。

李慎基沏上茶水，接著在紀念館的講述，又打開了話匣子——

大哥李曉明回鄉時，只要我在家，都會陪著他去看望當年的老戰友和他們的家人。老戰友相見總有說不完的話，揮淚依依惜別的場景令人動容。在一老戰友家的門框上，看到日本鬼子當年射擊留下的槍眼。大哥說，當年游擊隊經常在“活墳”中開會，這里就是其中的一個。那時，如果一家人都死了，就會把房子改成墳，叫作“立活墳”。

李曉明去肖張村探望一位烈士的父母，見了他還能喊出他的小名，像是見到了自己的孩子。李曉明看到他們居住的土坯房子的房頂都已經變形，隨時都可能坍塌，就對隨行的鎮干部說：“這可不行，房子塌了是要砸死人的。”后來，政府給烈士家翻修了房子。

烈士張永言的兒子見了李曉明，說起“文革”中父親的紀念碑被砸了，問現在能不能再立起來？李曉明很憤慨也很傷情地說：“必須得重新立起來！”

我當兵時有一次回家探親，正趕上大哥李曉明也從武漢回來了。我陪著大哥去看望當年的老戰友和他們的家人，因為兩人相差21歲，我還穿著軍裝，別人都以為他是李曉明的警衛員呢，只和李曉明說話。哥哥總是不忘介紹“這是我老弟弟”，大家才恍然笑了起來。這個場景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有一年李曉明回到家鄉，縣、鎮干部都會也跟著來程楊村。村干部端上來一碗水，說咱這是苦水，李曉明才意識到革命老區的父老鄉親們祖祖輩輩喝的都是這含了鹽堿的苦水。李曉明問縣里干部能不能打一眼機井？因為當時正是舉國上下“農業學大寨”“先治坡，后治窩”的特殊時期，這樣做是違反政策的。李曉明想了想說：“我給你們出個主意，你們看行不行？先在村子里打了井，再接管子或挖水渠到農田里，既是為了生產，也兼顧了生活，兩方面都好呢！”不久，縣里便派來了打井隊。一直到現在，程楊村的老人們說起此事來，還都在講李曉明為這口井說過的話。有了他的那句話，程楊村的老百姓徹底告別了吃苦水的日子，從此喝上了甜水。

不能占公家便宜，是李曉明為官的一個原則。有一年，我去武漢看望大哥，那時他年事已高，正住在醫院里，看到老弟弟來了，就要回家。他兒子說：“今天長江大橋限號，我的車過不去，咱們去省委宣傳部申請一輛公車吧！”李曉明說：“不用，等一天怕什么？在哪里都是呆著，又沒有什么急事。”

我在與李慎基老人聊天的過程中，身在武漢、1951年出生的李曉明的大女兒李志華得知我在肖張鎮采訪，便通過微信給表妹張敬敏發過來一篇她回憶父親的文章，張敬敏隨即轉給了我，其中有兩件小事使這位老黨員的高風亮節可見一斑——

有一年，洪湖京劇團有4個小演員來武漢學藝拜師，出于對父親的尊敬，拿來了兩只活著的洪湖野鴨子。他再三推脫不要，客人還是放下鴨子下了樓。那時我們家住在二樓，父親一急之下就給扔了下去。那幾個小演員心里很難受，哭著將受傷的鴨子拿走了。事后，家里人都批評了他太不近人情了，他也意識到了，因此又給那幾個小演員寫信道歉。用他的話來說，看到別人來送禮，不管是什么原因，就像別人在罵他，讓他受不了。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父親擔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時，得知當地農民為看一次電影要步行幾十里的情況后，立即安排人手解決這個問題，在神農架林區建設了全省第一座擁有1200座的電影院，也有了全省第一輛電影放映專車。為了表示對父親的由衷感謝，時任神農架林區電影公司經理的薛晉玉自費花了3.6元錢購買了一斤黑木耳來看望他，他執意要付錢，并對來人說：“小薛呀，你如果不肯收下錢，我不僅不要你的禮物，我們連朋友也做不成了。”在他重病期間，同事好友來看他，送他營養品，他也一定要將錢交給老干部處，讓處里的同志將錢轉給同事。這在今天看來是多么的不可理喻。

李曉明、李慎基兄弟倆最后一次見面是2006年夏天。在武漢東湖邊，李曉明對弟弟說：“老弟啊，看來我是要死在武漢了，快要去見咱爹娘了。但我一點也不難過，你看現在人們都已經過上了幸福生活，當年打鬼子為什么？不就是為了這一天嗎！我死而無憾了。”

2007年12月25日，原湖北省顧委委員、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離休老干部、著名作家李曉明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武漢逝世，享年88歲。這位抗日老戰士走完了他光輝壯麗的一生。

融進民族記憶里的“平原槍聲”

德國詩人席勒說：“人要忠于自己年輕時的夢想。”盡管沒有成為大作家，但我堅持業余文學創作幾十年，四十多年的工作經歷大多都是從事文字工作，始終都是在為圓兒時的“作家夢”而努力著，其中有很多因素是源于那本《平原槍聲》，是因為李曉明那樣的標桿在那里樹立著，激勵著我一生都在逐夢的路上。

夕陽西下，我們的車子駛出肖張鎮程楊村。當年“平原槍聲”響起的地方，如今卻是一片和平和諧的景象。安詳的陽光靜靜地灑在肖張鎮綠油油的麥田里，不時有布谷鳥叫幾聲，又飛到遠處的柳樹上；一年一度的“肖張鎮杏花節”即將開幕，遠處的杏花已開成了香雪海，像為犧牲在這片土地上的烈士們致敬……這種畫面正是李曉明那些抗日老戰士當初所希望看到的，而今他們的愿望實現了，勞動人民過上了幸福的好日子，他們在天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而那“平原槍聲”早已融入了民族的記憶……

作者：楊萬寧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