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窮山溝到富山村

一條祖傳的扁擔挑了啥？

——再翻沙石峪留下的數字清單

從古至今，扁擔是最普通、也是最常見的工具。只要放在肩頭，無論是挑還是抬，都是力量的支撐，體現能力和實力。一條扁擔在一輩輩的歲月中，擔走了春夏秋冬；在一代代的生活中，擔起了喜怒哀樂。當扁擔落在沙石峪人的肩上，就不只是一種力量的展示，而是一種時代的擔當，凝聚成奮斗的精神，在天地間挺起了中國農民的脊梁。初秋時節，我們走進沙石峪，再翻閱那些數字和故事。

張貴順：望山嘆山治理山

“抬頭是山，低頭還是山。白天看著山，夜里夢見山。好像這輩子就得跟山干上了！”

今年77歲的李鳳忠說，他們村曾是“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頭”，四外八莊有話兒“有女不嫁沙石峪”。

沙石峪村位于遵化市城區東南約20公里的山窩里，是一個在地圖上很難找到的“點”。半個世紀前，這個小山村的人民在新中國農業發展史上留下驚鴻一瞥，成為聞名全國的“當代活愚公”。李鳳忠說，這要感激當年的老支書張貴順。

當年張貴順（中）和社員們在田間。（資料片）

因為都是山，沙石峪缺地。全村耕地“瓢一塊、碗一塊”，畝產粗糧30余公斤，村民靠吃救濟糧度日。沙石峪沒有井，吃水要到鄰村大狼峪挑，翻山越嶺往返十來公里。沒水少土、一窮二白，村民們嘆息：這里養不了人，唯一的出路是搬走。

村黨支部書記張貴順心里也急，望著環繞村莊的大山，他認一個“死理”——腿總比路長、辦法總比困難多。他覺得沙石峪村的“病根”有兩個：一個是窮，一個是孤。拔掉窮根就得治山，治山就得大伙兒一起干。

1957年12月，張貴順到北京參加全國農業工作會議。參觀農業成果展時，他被山東莒南縣厲家寨村整山治水、科學種田的先進事跡打動。毛主席親筆批示：“ 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厲家寨是一個好例。”回到村里，張貴順對鄉親們說：“咱們也要學愚公移山，改造沙石峪！”

“為了過好日子，又有干部領頭，沒有不愿意干的！”李鳳忠說起那段日子挺興奮，當時他是村團支部副書記。“老書記說，愚公移山是一戶子子孫孫干，沙石峪有幾十戶的子子孫孫，咱們還移不了一窮二白這‘兩座山’嗎？”村民們深受鼓舞，在張貴順的帶領下，大家開山、劈石，晚上提著馬燈堅持夜戰兩小時。婦女主任趙風蘭帶領“女將”從石縫中找土墊地，很快建成了當時面積最大的一塊地：三畝二分。為了紀念這一歷史性時刻，村里在地頭豎起了一塊碑：青年有毅力，一塊石頭墊塊地；老年有毅力，青年地上老頭壩。李鳳忠記憶猶新。

從此，沙石峪的“家底”厚多了：耕地擴大了150多畝，種植了300多畝松柏林，發展了4萬多棵各種果樹，糧食總產量近兩三年比過去提高一倍以上……1962 年6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沙石峪人“移山造田”的事跡，周恩來總理看后非常高興，稱贊沙石峪為“中國北方農業的一面旗幟”。

這下沙石峪人的干勁兒更足了。1966年春節剛過，全村的“造田運動”進入高潮，利用農閑時間，組織100名青壯勞力去擔土，歷經10天奮戰，村里又多出了一畝良田。今年83歲的王義春曾是民兵連副連長，當時也是一員“猛將”。他解釋了“萬里千擔一畝田”的來歷：“100名勞力每天走10里是1000里，10天就是1萬里；100名勞力一天挑一擔是100擔，10天就是1000擔。這一畝地來之不易呀！”

1966年4月29日，周恩來總理第一次來到沙石峪，參觀后滿心歡喜地說：“你們干得好！”他稱贊沙石峪人是“活愚公”，并高興地說：“沙石峪改造成這個樣，在中國還是少有的。”

的確，因數年的持續治山，沙石峪變了。全村共造良田500畝，較以前擴大了近6倍；開鑿出直徑17米、深15米的蓄水池，解決了新開墾農田的灌溉問題；27個民兵奮戰10個月建成愚公洞，改變了四面環山難出行的困境。

歷經十余年的苦戰，沙石峪由一個需要國家救濟的“缺糧戶”變成了“余糧戶”，從1957年到1965年，9年共向國家上繳糧食20萬公斤。從1964年到1965年，向國家交售干鮮果品8.5萬公斤。勤勞勇敢的沙石峪人，創造了“萬里千擔一畝田，青石板上創高產”的人間奇跡。沙石峪吸引了全國和世界的目光，各地各級1875個參觀團、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23個代表團紛紛來學習，其中外賓有1萬多人，國家元首46位。

這個大山中的小山村，成為聞名世界的“明星村”。

周國軍：靠山愛山守護山

進入8月中旬，沙石峪村爬滿山坡的葡萄陸續漲紅了臉，不少村民帶上炊具和生活物品，拖著行李搬到葡萄園的臨時住房里。從這時一直到國慶節前夕，沙石峪村每天都有來自京津冀的游客采摘葡萄，村民們時時沉浸在豐收的喜悅中。

山還是那座山。沙石峪村黨支部書記周國軍坦言，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相比，沙石峪的村民們早已從“憎山”轉變為“愛山”。幾十年來，他們憑著“萬里千擔一畝田”的那股子“愚公精神”用山靠山，大力發展葡萄種植，換來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

周國軍（右二）講述沙石峪的歷史和現實。

當年老支書帶領村民解決了溫飽問題，“愚公精神”是不是過時了？周國軍說，戰天斗地是沙石峪人的本色！他回憶，村里雖然有了土地，但因為土質不好，糧食沒有提高產量的空間。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全村開始大面積種植葡萄，每畝收益比種糧食提高了十倍。

“用山，我們其實也走過一些彎路。”周國軍說，90年代后期，受“無工不富”思潮沖擊，村里曾陸續辦起了采石廠、橡膠廠、化工廠，然而村民們發現，腰包雖鼓了，可原本滿山的綠色變得灰蒙蒙，粉塵把花苞糊住，連葡萄也失去了生機。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沙石峪人意識到還是綠色“生態飯碗”最可靠，于是污染企業被陸續關停。2010年秋后，隆隆的機械轟鳴打破了沙石峪村東山的寧靜，兩臺挖掘機趴在山坡上，揮舞著長臂挖出一塊塊石頭，村民張立柱指揮數十名青壯年，用石頭壘好壩階、做成梯田……穿越時空，“當代活愚公”的故事仿佛再次上演。所不同的是，有了現代機械，僅半年時間，張立柱就把從周邊流轉來的18畝山坡地連成了片，“挖”出了面積為30畝的葡萄梯田。第二年，葡萄喜獲豐收。受此激勵，土地流轉很快在村內興起，“造田運動”此起彼伏。

像是聽到了家鄉的召喚，在外務工或做生意的年輕人紛紛回村：35歲的李文龍放棄汽修生意，成為30多畝流轉土地的主人；40歲村民李廣順關掉鐵礦，專心研究起了種葡萄；46歲的高國利處理了在外承包的山廠，回家一邊經營葡萄園,一邊開起了農家樂……周國軍欣慰地說，村里葡萄種植面積已有近千畝。桃子、李子、柿子、杏等果樹見縫插針，使村里的果實采摘季節被最大限度延長，漫山遍野總是綠意盎然。每到農閑時間，村民們都要在山坡地里加固壩階、清理碎石，愚公的故事一直在延續。

愚公不愚，與時俱進。為全面展現沙石峪人戰天斗地的光輝歷程，激勵后人傳承和發揚“當代愚公”精神，在當地相關部門的幫助下，沙石峪村建起了村史館，此后又將其升級為沙石峪陳列館，并在廣場上立起了由漢白玉制成的周總理雕像，以紀念周總理在20世紀60年代曾兩次來村視察鼓勁。沙石峪陳列館被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吸引了全國各地越來越多的游客。

藏在山窩窩里的沙石峪名揚國內外，崎嶇的山路卻成為它的減分項，游客來訪，堵車一度成為“家常便飯”。為了變山路為通途，在遵化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周國軍帶領村民先后修通了貫穿村子南北的主路和西山、東山兩條環村路，總長6.3公里。其間，村民們個個摩拳擦掌，主動出義務工，又拿出“愚公”勁頭清石、壘壩、建擋土墻……

如今，平整寬闊的柏油路將友誼樹、大口井、愚公洞、青年林等景觀連成一線，形成了高標準的環村旅游景觀帶。周國軍還帶領村民們在路邊栽植了萬余株海棠， “憶總理”海棠大道吸引了各地游客前來爭相打卡。村內3家超市開起來了，10余家各具特色的農家樂紅火起來了，各家各戶賣農產品的攤位在廣場上、馬路邊擺起來了……這個僅有257戶、910口人的小山村，村民們端起了紅色旅游“飯碗”，在旅游旺季每天接待游客萬余人。

以紅促綠，以綠促紅，相得益彰。周國軍說，村里的千畝葡萄園每年都能被各地游客采摘一空，價格還遠高于市場價。全村已實現平均一家一輛小轎車，在縣城戶均一套樓房，村民人均年收入超過3萬元，遠高于全市的農民平均收入水平。

回望24年前，85歲的張貴順因病去世前留下遺囑：“死后把我埋在村子的北山坡吧，我得看著咱村兒越來越好、越來越富！”

24年彈指一揮間。安眠于北山的老書記，一定聽到了“萬里繼續走，千擔永遠挑”的聲音，看到了全村靠山致富的好光景。他的夢想已然成真。

徐紹震：進山問山領略山

“我是看著父親的報道、聽著父親的報道故事長大的。”徐紹震的女兒、原唐山晚報熱線部主任徐曉健講起父親的過往，熱淚盈眶。

徐紹震的老家在遵化，他對家鄉和沙石峪有著別樣的情懷。當他走進大山、面對大山的時候，卻有了別樣的感覺。1962年，作為黨報記者，徐紹震乘汽車、坐驢車、改步行，來到了熱火朝天的沙石峪，一住就是幾個月。他與沙石峪人同吃同住同勞動，虱子成了身上的常客，腿上長了濕疹，膿水順著褲腿往下流。他在農家炕頭與村黨支部書記張貴順促膝長談，在田間地頭和村民們一起揮汗如雨，將筆觸伸向青山，將足跡布滿山野。他和新華社記者李東升挖掘沙石峪人戰天斗地的故事，與沙石峪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1962年5月12日，《唐山勞動日報》刊登了徐紹震的《今日愚公移窮山》。時隔半個多世紀，人們在這篇報道的字里行間仍能感受到當年愚公移窮山的火熱。

1962年5月12日，《唐山勞動日報》頭版刊登通訊《今日愚公移窮山》。

“父親的報道傳遞著‘新愚公移山’精神。這種精神在沙石峪人的身上，也在父親的身上。現在看那些泛黃的老報紙，就好像跟父親交談一樣。”徐曉健潸然淚下。

在徐曉健的眼中，徐紹震是一座“精神的大山”。她從小在報社的院內長大，記憶中父親從沒按時下過班、按點吃過飯，他總是手握毛筆、嘴銜鉛字看著報樣，送去的飯菜總會晾在一邊很長時間。

“他不是在采訪，就是在采訪的路上，一走就是幾個月，就連我和哥哥出生都沒在家。大地震后，他在單位救災，根本顧不上我。”徐曉健說。

1976年唐山大地震，徐曉健的母親受傷被送到外地救治，哥哥幫忙救人。本在單位值班的徐紹震就地組織開展抗震救災，第二天回家看了一下就返回了單位。后來，徐紹震奔赴秦皇島參與報紙恢復出版工作，8月4日《唐山勞動日報》再次與讀者見面。“地震那年我13歲，在廢墟里兜兜轉轉，吃百家飯，睡百家屋。父親總是在忙，眼睛里都是血絲，他說好多同事在地震中遇難，他一定要把報紙辦好。”

徐紹震惜紙如金，亦如沙石峪人惜土如金。沙石峪人眾志成城移窮山，而徐紹震父女又何嘗不是在報紙這座文山中接續耕耘？“他工作時心無旁騖，每一個紙片都寫滿了字，我在旁邊抄報紙等他。那時候我就想成為像父親一樣的人。”

1997年，徐曉健圓了記者夢。父親成了她的老師，要求她一定要腳上沾滿泥土，筆下充滿真情。父女倆經常探討新聞稿的寫作，做到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父親還是“特殊讀者”，每天都會精讀曉健反映民生問題的稿件，提出一些意見。徐曉健用一篇篇稿件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熱線部收到了50多面錦旗。“我也曾去過沙石峪采訪，是踏著父親的足跡，用心用情寫新聞，沒有辜負父親對我的期望。”

2019年，86歲的徐紹震在曉健的陪伴下再次來到沙石峪。看到沙石峪新貌，他感慨萬千：“沙石峪變得這么好，以前可不敢想。”從沙石峪回來不久，徐紹震帶著對新聞的忠誠和摯愛走了，將自己用一生詮釋的黨報人精神留給了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