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金廷標《仕女簪花圖》軸

2003年11月22日，河南鄭州街頭突然出現一位身著漢服的網友(網名壯志凌云，本名王樂天)，被路過的新加坡記者拍到，據此寫成報道《漢服重現街頭》，引起強烈反響。

贊者稱重拾漢服，體現了文化自信。

彈者稱狀如唱戲，毫無意義。

恐怕王樂天也沒想到，十多年后，漢服愛好者已達600多萬人，市場價值超百億元。隨著“漢服粉”群體快速擴張，也引發內部分裂——復古派與發展派勢同冰炭，體現出漢服概念本身的混亂。

什么是漢服？漢服等于國服嗎？復興漢服就等于復興傳統嗎？漢服是否需要進一步發展？中國服裝史如此漫長，什么才能代表漢服？漢服能否適應現代社會……種種疑問，至今未能達成共識。

漢服能熱，靠的是兩點：

其一，在互聯網催生下，亞文化圈崛起，各種漢服視頻讓年輕人直觀地看到了漢服之美，被它所吸引。

其二，古裝網劇盛行，激活了人們對傳統的想象。

由此帶來的問題是：漢服雖熱，但熱的是現代表演中的漢服，而非真實的漢服，甚至漢服這個概念都是虛擬出來的，其歷史合法性難確立。

因此，有必要對漢服史進行一番梳理。

古人不知道啥是漢服

漢服發端于何時，尚存爭議。

《周易·系辭》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將服制拔到治國之本的高度。

在《周禮·春官》中，規定帝王的服裝是六冕四弁，“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兇事，服弁服”。就是說，平時辦公要穿皮弁服，即鹿皮帽、白布衣、素裳。此外，“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即祭祀時，命婦(有封號的婦女)要按規定穿鞋。

不過，春秋時，這些規矩已成空文。

據《墨子》記，齊桓公“高冠博帶”(戴高帽，系寬腰帶)，晉文公“大布(寬幅的土布)之衣，羥(音如槍，是一種名貴的羊)羊之裘”，楚莊王“鮮冠組纓(光鮮的帽子，用繩系在頭上)，絳衣博袍(紅色大袍子)”，勾踐則“披發文身”。

根本看不出禮儀制度的蹤影。

在文獻中，漢服的最早記錄來自馬王堆出土的西漢簡牘，即：“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漢服。”此處漢服是相對于楚服而言，二者都是“曲裾”，即將衣和裳合為一體，又稱“深衣”。“曲裾”本是秦制，被漢朝繼承，魏晉時失傳，宋代曾一度復興，卻被視為“服妖”(引發亡國的服裝)，遭嚴禁，此后無傳。

可見在古代，漢服是一個模糊概念，不同時期、不同人，對它的理解各異。一般情況下，只在說明與他人有別時，才使用漢服一詞。

正式禮服每代都不同

中國疆域廣闊，跨寒帶、溫帶、亞熱帶三個氣候類別，各地生存條件不一，著裝必然不同。即使是正式禮服，每代亦不相同。

“漢服粉”常稱漢服有兩大傳統：其一是“上衣下裳”，其二是右衽(左前襟壓在右襟上)。誤以為是“獨特的文化基因”，這種認識不正確。

首先，“上衣下裳”源于生活的實際需要，不是特殊設計。

從出土的商代雕像可見，人物多著“上衣下裳”，似乎符合傳統。事實上，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直到春秋時，中原仍無褲裝，下身只著“脛衣”，近似現代護腿，至膝蓋即止。所以，下身需著裳(近似于裙)御寒、遮羞。

裳短，稍不小心便走光，所以《禮記》規定：“暑勿褰(音如牽，意為撩起)裳，褰則下體露矣。”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時，對“上衣下裳”不屑一顧：“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其次，在出土的商代、周代雕像中，左衽、右衽、對襟均有。

孔子曾說：“微管仲，吾被發左衽。”被后人誤讀為游牧人左衽，中原人右衽，是自古的禮法規定。其實《禮記》中明確寫道：“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可能是為了與祭祀區別，且比較方便，日常多右衽，游牧人右衽則妨礙射箭，所以多左衽。

可見，左衽與右衽與是不是漢服無關。

能吃百家飯才是真傳統

在歷史上，中原服裝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已很難清晰區分漢服與胡服的區別。

東晉時，葛洪便說：“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裁)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忽粗忽細，所飾無常，以同為快。”

在游牧文化沖擊下，褲褶(肥管褲，本是軍服)、裲襠(相當于今天的坎肩)、半袖衫等融入到漢服中。漢初褲子無襠，用繩系在腰間，到漢昭帝(前87年-前74年在位)時，有了褲襠，但不縫合，稱為“窮绔”。《晉書》記學者郭璞到越城(今屬南京市)，“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褲褶遺之”。可見江南當時剛接受合襠褲。

唐代時，圓領服、皮靴、羃離(羃音如密，羃離就是斗笠四周垂下紗幕遮臉，古裝片女俠多用，其實唐代貴婦出行一般會用)、蹀躞(腰帶上的小鉤，可攜帶日常用品)等都來自胡服。女著男裝也是胡俗。

宋代沈括曾記：“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蹀躞帶，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馳射，短衣長靴，皆便于涉草。”

甚至屢受外辱的南宋，也在努力吸收外來文化。名臣范成大的《攬轡錄》載：“最甚者衣服之類，其制盡為胡矣，自過淮以北皆然。”

《續資治通鑒》記，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時，有大臣說：“臨安府風俗，自十數年來，服飾亂常，習為邊裝，聲音亂雅，好為北樂，臣竊傷悼。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復見中都之制度者三四十年卻不可得。而東南之民，乃反效于異方之習而不自知。”

朱元璋常戴瓜皮帽

也許是實在分不清哪些算胡服，哪些算漢服，如今“漢服粉”多尊奉宋代、明代的傳統服裝。

宋明外患嚴重，中原觀念相對強烈。

宋徽宗多次下詔嚴禁胡服：“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氈笠子、著戰袍、系蕃束帶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敢為契丹服若氈笠、鉤墩(一種婦女靴褲)之類者，以違御筆論。”

為了禁胡服，宋徽宗甚至說出“先王之法壞，胡亂中華，遂服胡服，習尚久矣，人不知恥，未之有禁，非用夏變夷之道”這樣的狠話。

至于明代初期，通過“去元化”，刻意遮蔽草原文化。朱元璋下令禁胡姓，甚至連復姓公孫，都要改姓孫，并禁胡語、胡服，從而“上承周制、下取唐宋”。

可嚴令之下，明朝皇帝卻不知大帽、鈸笠帽、氈帽、瓜皮帽等都來自草原，皇帝自己戴，群臣也戴。

明太祖朱元璋還給瓜皮帽起了個新名——“六合一統帽”。據《豫章漫鈔》記：“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檐如筒，閻憲副閎謂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統云爾。”其實，明朝人自己也知這種說法靠不住，嘉靖名臣靳學顏便寫道：“元人帽制必圓而六瓣。”

此外，元朝的質孫服(上衣和下裳結合為一體，錦衣衛后改成飛魚服)、胸背(即后來官服上的補子，此說有爭議)、比甲(棉披肩)、搭護(近似今半袖背心)等，都被明朝繼承。體現出古人的靈活性：不是死守道德原則，一味“昭名分，辯等威”，也很重視實用。

章太炎為何穿西裝

1644年，清軍入關，到1646年，江南被基本平定，遂強化“薙(通“剃”)發易服”，如《東華錄》所載：“今者天下一家，豈容違異，自今以后，京師內外，限旬日盡令薙發。”薙發的同時，還必須換服裝——明代正裝基本被禁。

早在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極便下令：“我國家以騎射為業，今若輕徇漢人之俗，不親弓矢，則武備何由而習乎？昔金熙宗循漢俗，服漢衣冠，盡忘本國言語，太祖、太宗之業遂衰。”

可見，“薙發易服”是長期策略。至于“十從十不從”(男、生、陽、官、老、儒、娼、仕官、國號、役稅必從；女、死、陰、隸、少、釋道、優伶、婚姻、官號、文字語言可不從)，出自野史，不足為憑。

清代晚期，仁人志士紛紛走上反清自強之路，他們一邊發掘、宣傳野史，甚至加以編造，以鼓動民族情緒；一邊用剃發、易裝來表達反抗決心。

1900年，章太炎在東京得知八國聯軍攻打北京，認為清朝已亡，“會執友以歐羅巴衣笠至，乃急斷發易服”，并說：“歐羅巴者，于漢為大秦，與天毒略近，其衣雖窄小，衽皆直下，猶近古之深衣，惟吾同胄之日本，亦效法焉，服之蓋與箸浮屠衣無異趣云。”

意思是西裝約等于中國古代的深衣，日本也采用了，穿它和穿佛袍是一樣的。

在章太炎等人的鼓動下，西裝被革命者們接受。辛亥革命后，民國政府正式公布以西裝作為男女禮服。1918年，改成中山裝。

中山裝是孫中山先生下令商人黃隆生，參照日本學生裝改造而成，仍屬西服。

短褐應得到更多重視

1918年后，中山裝、旗袍都一度被視為國服，特別是旗袍，經多次改造，完全可視為漢服，但和后來的唐裝一樣，因包含了清朝元素，遭“漢服粉”排斥。

于是，宋明服飾便成了漢服，它形制華麗，美學風格與眾不同，但始終未引起國際服裝設計師們的注意，這可能與“漢服粉”誤解了和服有關。

表面看，日本在接受西裝的同時，沒放棄和服。學者張小月在《漢服運動的現狀與問題》中指出，成人式的和服“制服化”完成于1970年代中后期，成人節則是1948年才正式制定的，保留和服因實際生活需要，復古、重傳統、強化民族意識的意味不多。

今天日本的和服多是“小袖”，并非貴族服裝，而是小商人著裝，方便生活。相比之下，今天的漢服除祭祀、郊游、拍照等少數場景，較難融入工作、生活中。

太重視歷史傳承，忽略了實用，國外用戶、設計師等無法參與。只是自己玩，別人不融入，就自己限制了自己。

其實，漢服有方便版，即短褐(音同豎鶴)。短應寫作裋(音豎)，裋褐即褐布豎裁，是“勞役之衣，短而且狹”，古人說“豎子”，即指穿裋褐的小孩或童仆。但在影視劇中，裋褐設計欠光鮮，且著裋褐的人物非主角，給人們以不佳暗示。

年輕人喜歡古裝風，近20年的時間里已經蔚然成風。世上任何事都有缺點、不足，但行好事，莫問前程，有熱情去做，就值得鼓勵。如能減幾分浮躁，多接一些地氣，相信未來的漢服將更輝煌。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