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革命者》的敘事手法頗為大膽。它的主線，是李大釗生命最后38小時的經歷。在這38小時中，圍繞著李大釗，那些受他浸染、影響的人，不斷展開回憶，回憶之中又有回憶。這些回憶，互相嵌套、交纏，閃回又閃回。


在這個結構之中，李大釗成了一條河流，他路過眾人，每一次交匯都形成新的支流，整部電影在復雜的河道中流淌著。《革命者》也就不僅僅關乎守常先生，同樣關乎這些密布的支流。


但首先，重中之重，這條“河流”的主干道要足夠強大。如同題目所明示的，李大釗是一位革命者、一位先鋒。生于至暗時代，他要成為一盞明燈，驅散眼前的混沌，就必須讓自己成為豐碑，容不得曖昧不明，稍有猶疑，就不足以點亮前方的道路。



從意象到具體情節，張頌文扮演的李大釗，努力地讓自己去觸碰信仰的高度。他在獄中擺弄手影，在微弱的燈光下，做出鳥兒飛翔的樣子——至死他也歌頌著信仰與自由。獄警來押他上刑場，他坐正了，卻又翹起二郎腿，穩重中透著從容，環境中只有一處光源，來自他背后的囚窗，那點光勾勒出他全身的線條，像是他自己正在發光似的。


他連好友陳獨秀送他的懷表也不肯收，但總是要給萍水相逢的可憐人一些救命錢，一點豁出命的幫助。他明明有機會活，卻為了喚醒民眾，甘愿以血薦軒轅。一直到最后，他英勇就義前，仍吟著：“我相信。”



和傳統塑造歷史人物的方式不同，如何讓觀眾相信這個人物的鮮活性，是《革命者》著力去解決的問題。李大釗心懷民族和家國危亡之責，被譽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完人”。不過，他同樣是個有著柴米油鹽生活氣的人，在“革命者”的光環之下也有身為普通人的一面。


報童阿晨被俄國暴徒射殺，李大釗一眼看見那個曾和他笑著說話的孩子躺在血泊里，他喊著“阿晨”，聲音都顫抖；學生們犧牲，他瀕臨崩潰，抱著頭，雙目失神，在妻子面前只能來來回回重復著一句話：“他們手里有槍，他們手里有槍……”這些瞬間的表演，近乎是生理性的反應，那樣的悲傷、無助，壓抑許久終于傾瀉而出。



這一刻，銀幕前的你驚覺，他也是一個肉體凡胎，只是把自己強裝成鋼筋鐵骨。若非如此，不足以給風雨飄零中的人們以信念、以希望。


那些飄零的人，就是支流。


《革命者》以這種不同尋常的角色塑造方式，真正刻畫出了一位“革命者”。所謂“革命者”，是不僅自己洶涌地向前流動，也滋潤著沿途路過的支流的干涸。雖然只是路過別人的生命一瞬間，但守常先生信念感之強烈，讓即使是一時一刻的路過，也擁有了足夠影響別人一生的力量。


 他給不識字的孤兒慶子寫“天”字：“工”字下面加一個“人”，就是“天”字，為天下蒼生謀幸福，才是值得干的大事。慶子后來加入了共產黨，給自己起名，叫李慶天，“工”和“人”兩個字合起來的“天”。


他為含冤而死的報童阿晨振臂一呼，時年16歲的張學良，正是目擊者。這一次，張學良替守常先生求情，卻沒有求到底，他最終沒有忤逆父親。但日后會有一天，他將把民族大義，置于個人情仇、利益之前。守常先生與他的這一次交匯，也許就是一顆小小的種子。


在他的一生中，還有那么多星羅棋布的豐富細節：與毛潤之的交往談天，給徐三為家人治病的錢，與蔣介石的周旋交鋒……守常先生并不漫長的一生，在不停地與這個世界碰撞。影片所呈現出的，是即使與守常先生一次擦肩，眾人所受的震撼與影響，也終生難以磨滅——他無愧于“先生”二字。


也因如此，李大釗的革命者形象，和影片中的非常規表演方式，終于得以確立。光芒足夠耀眼，才能照亮更遠的地方；水流足夠充沛，才能灌溉更廣闊的土地。


或者，用尼采的一句話來形容也算貼切：人是通往超人的橋梁。作為一個革命者，守常先生雖然依舊無法抵抗刺刀與絞索，會流血，會犧牲，但他的精神，在無限向上，始終向往著最崇高的與最純粹的信念攀登——如果吾輩尚不能實現革命的勝利，那就做橋梁、做繩索、做階梯，如此，總會有后輩，通過我們，到達彼岸。


這，才是影片取名《革命者》的意義。


【圖片】出品方供圖


編輯：李耀榮

來源：南方Plus
原標題：閃光的巨流 ——電影《革命者》是如何塑造李大釗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