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美國女詩人露易絲·格麗克（又譯格呂克）。獲獎理由是：她帶有樸素美的、清晰的詩意聲音，令個人的存在普世化。
格麗克的詩風別具一格，應該獲獎。
讀她的詩，會發現精警震撼的句子不多，但詩句的連貫每每出人意料、帶來欣喜。讀者思緒如落花在小溪中漂流，方向多變，卻一直在石縫間前進。水底并不深黑，還清澈地透出石塊石子，卻不知終點多遠。讀罷意猶未盡，感覺弦外有音，于是忍不住再讀一遍。這樣的閱讀感覺，貫穿在她十多本詩集。
她的詩篇開頭大多是沉思的姿態。很多從回憶切入，帶來更多回旋時空、自如思慮；也有的從當下切入，用“當我”引出思考和場景；還有的直接從哲理語氣切入，一下就把現實生活感受轉換為觀照。后者更常用，比如“我醒著，我在世界上”（《星》），“夜不黑，黑的是這世界”（《別離》），“在我苦難的盡頭/有一扇門”（《野鳶尾》），“看著夜空/我有兩個自我，兩種力量”（《春雪》），開口就把現實哲理化。
格麗克的詩風格獨特，內容也貼近普通人生活。
她個人生活正常，大部分時間在高校任教。她童年不算溫暖但一直深情對待家人，有過兩次失敗婚姻卻并不偏激到否棄人生，這些都成了她詩歌回憶思考的基調。她的詩歌主題，集中于生死、情欲、夢境和家庭等人生感悟。在詩歌成熟期，她的詩行還加入了古希臘羅馬神話以及宗教意象，把日常生活詩化、神化。顯然，她熱愛生活的情思都融匯到大量的詩作中。
《夏日花園》這樣開篇：“幾周前我發現我母親的一張照片——/她坐在陽光下，她的臉漲紅像是洋溢著成就或勝利。/太陽照耀著。幾只狗/在她腳下打盹，在那里時間也睡著了，/像在所有照片中一樣平靜、不動。”多么溫馨而深情。
《雪》的一段：“十二月底：我和爸爸/去紐約，去馬戲團。/他馱著我/在他肩上，在寒風里：/白色的碎紙片/在鐵路枕木上飛舞。/爸爸喜歡/這樣站著，馱著我/所以他看不見我。”這樣的親情場景，很少人不為所動。
可以說，格麗克的生活體驗和生命感悟貌似樸素實則深沉，貌似特殊實則蘊含普遍的人性。這就是頒獎詞里“令個人的存在普世化”的含義。
如果進行比較，格麗克作為詩人的人生態度更為積極。美國早期女詩人狄金森終生獨身，幽閉的生活限制了她的視野，詩意狹深卻偏執。美國現代“自白派”女詩人伊麗莎白·畢肖普被視為同性戀，另一位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以自殺詩篇聞名并自殺離世。智利女詩人米斯特拉爾（1945年獲諾獎）因為情人病死而一生未嫁，最出名的詩篇竟然是寫占有情人尸骸的滿足。而人生態度積極的格麗克，即使心懷恐懼寫死亡也不厭世，生活就是她生命的依托。1996年獲諾獎的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雖然也貼近現實，卻從不把個人生活寫進詩里，其貴族氣遠不如格麗克的詩歌更具人情味。無疑，熱愛生活是詩人格麗克的突出優點。
格麗克詩歌的漢譯者柳向陽認為，格麗克的詩意來自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訴諸日常生活特別是中產階級家庭女性日常生活的感悟，更容易受到美國中產階級追捧。其詩歌的哲理表達和神話宗教意象，也帶給受教育的中產階級讀者以追索的樂趣。
這樣也就比較容易理解，格麗克為什么多次獲獎并成為2003—2004年美國桂冠詩人。此次諾獎頒給她，也就水到渠成。當然，她最后在眾多角逐者中脫穎而出，還有今年的全球疫情大背景。
當全人類都在這場瘟疫威脅中擔驚受怕，無數人困在家中相依為命的時候，格麗克詩中的生死、情欲、夢境和家庭主題正是當今人類的普遍話題。珍愛生命，熱愛生活，防疫抗疫，是全人類的共識。這時候世界文學的最高獎，理應頒給格麗克這樣熱愛生活、敬畏生命的杰出詩人。
諾貝爾文學獎2016年頒給美國通俗歌手鮑勃·迪倫，今年又頒給一個熱愛生活的詩人，這讓許多以晦澀高貴自居自戀的作家詩人很失落。上世紀以來，由于西方現代派影響，很多詩人憤世嫉俗坐井觀天，逃避到自然和文化，甘于病態生活甚至以自殺驚世，其詩歌不是狹隘偏激就是玩弄語言技巧，只能自娛自樂失去讀者。幾年內諾貝爾文學獎兩次頒給趨向普通生活的詩人，昭示了文學回歸大眾和日常生活的正確導向。
這次頒獎，也會對中國詩歌創作產生良好影響，并給格麗克贏得越來越多的中國讀者。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陳世鐘 編輯：李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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