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汝綸卸任冀州知州后出任蓮池書院院長，雖然離開深冀二州，但吳汝綸始終關心兩州文教，弟子門人也事事請教。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吳汝綸復函信都書院院長賀濤說：“洋務，國之大事，諸生不可不講。今新出之書，有《泰西新史攬要》，西人李提摩太編，而華人為之潤色者，其書皆百年以來各國轉弱為強之事跡，最為有益于中國……而尤以閱《萬國公報》為總持要領。近來京城官書局有報，而上海又有《時務報》，皆可購而閱之。”晚清著名藏書家賀葆真，在本年十一月二日的日記中，有閱讀吳汝綸為信都書院代購《時務報》的記錄，同時說明賀濤也有讀西書不如讀報紙的感嘆，認同吳汝綸“閱《萬國公報》為總持要領”的意見。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山西巡撫胡聘之上《請變通書院章程折》，提出整頓書院，增加西學課程，變革舊式教育的主張。九月十二日冀州知州牛昶煦欲在冀州開設西學，吳汝綸得知后復函賀濤：“藹翁欲立西學，此時殊難得師，且苦經費無處，若不能別籌經費，但就現有之款，則不能有益于西學，轉大有損于中學，似非計也。且西學至難，若但購已譯之書閱之，則書院中高才生已優為矣，然無大益……其導源之法，則必從西文入手，能通西文，然后能盡讀西書，能盡讀西書，然后能識西國深處。則此一端，吾國才士，已不暇為，其不才則為之而無益。若乃天算、化學、制造、格致則皆所謂專門者，非風氣大開，絕無專習一業之人；非風氣大開，即有一二人能習其業，亦于國無能損益也。鄙見如此，可代達于藹翁，別有復藹翁之函，亦略及之。”

第二天復函牛昶煦云：“胡中丞請變通書院，并課天算、格致等學，自是當今切務。然不改科舉，則書院勢難變通，不籌天算格致出仕之途，雖改課亦少應者……即如書院減額一節，勢所難行。中國書院專講應試之學，國家以此取士，士之學者日眾，致能擴充，不能裁減，來示所謂先多窒礙，自是卓論。至欲別興西學，自應別籌經費，近時民窮財盡，籌款亦豈易言！西國教師，在沿海尚且難求，在內地萬難聘請，若但欲聘中國人為師，則恐非驢非馬，如龜茲王之學漢語矣。計惟有招延西國傳教之士，又恐駭人觀聽，激成他變，且非詔旨允行，轉恐教士因來教學徒，要求廣行彼教，是則利少弊多，又不可之大者。現時各屬，力所能為，止有購置已譯之書，入之書院中，高才生兼習之，似為簡易可行。”

以上兩函可見吳汝綸教育改革主張，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廢除科舉制度，新學無從談起。經費難籌、教師難聘、學徒難招是當時實際情形，吳汝綸以蓮池書院開辦西文館的經驗，指出西學非廣置西學儀器，聘有專門之師，課以聰穎生徒，盡棄舊學，專門攻讀，務使生徒能通西文，盡讀西洋原著，然后才能有所成就。如若風氣不開，一意躍進式地推進教育體制變革，可能會激成他變。可惜他這種穩健的改革方案沒有得到當政者的重視，終于釀成戊戌庚子大患。

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四日吳汝綸復函門人安平閻志廉，指導他《易經》研究關鍵所在后，指出“中國之學，有益于世者絕少，就其精要者，仍以究心文詞為最切。古文文法微妙，不易測識，故必用功深者，乃望多有新得，其出而用世，亦必于大利害大議論皆可得其深處，不徇流俗為毀譽也。然在今日，強鄰棋置，國國以新學致治，吾國士人，但自守其舊學，獨善其身則可矣，于國尚恐無分毫補益”，但是最后吳汝綸仍是說出“不能不高歌青眼屬望故人”的勉勵之語。

三月六日《答賀松坡》一函，認為深州志有書無圖，不算好的志書。光緒十八年吳汝綸為深州志測繪新圖，通過北洋大臣咨文，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同文館中調出李善蘭弟子熊方柏前來測繪。深州官紳顓愚無知，當時知州熊壽篯與士紳不和，但都認為這是吳汝綸為熊方柏謀職，竟辭謝不用。恰本年李善蘭得意弟子杜法孟在武強老家無事，吳汝綸曾聽李善蘭說，杜法孟是繪圖一等人才，高于熊方柏，他請賀濤商及賀嘉枏，如何使深州四屬公議請杜法孟出山為州志測繪地圖，則深州志將成為第一部用新式地圖的志書。

四月一日吳汝綸又致函賀濤：“前書欲請杜溯周先生繪深州圖，似是難遇之嘉會，但恐今時州中難籌經費耳。繪圖之說不成，則深州或冀州敦請杜公為算學教師，似亦近日開辦西學之要務，未識二州官長其有意乎？仆不知算學，徒以信李壬叔耳。壬叔不予欺，則杜公真今時所須也，故出位言此。公與墨儕諸君，能不河漢此言乎？今議欲開西學，西學重專門，而以算學為首務，他學必以算學為從入之階，明算而后格致諸學循途而致。今既不得通外國語言文字，則學算亦本務矣。他處方苦無師，深冀有師，豈宜掉頭不顧耶。”

武強賀嘉枏智略絕人，不顓顓以文學稱，有治世之才，是吳汝綸門下弟子中杰出之士，吳汝綸取其才智，政事家事，事必相商。吳闿生《故友錄》說賀嘉枏在吳汝綸離任冀州后，“庶政付之”冀州張廷湘、張增艷、衡水馬景麟，“文教則付之”武強賀濤，“有大事墨儕遙為主斷”。牛昶煦在保定述職時問及聘請杜法孟的薪水多寡，吳汝綸讓他與賀濤、賀嘉枏商同辦理。

《深州風土記》卷十五·文學記載，杜法孟是武強人，咸豐九年副榜貢生，后考取同文館，師從李善蘭。吳汝綸請李善蘭找測繪高手時，杜法孟已為湖南學政幕賓，“法孟后為江蘇寶應知縣數年，罷歸，及光緒二十四年詔天下州縣各立學堂，研求歐美新學，歐美學多方，要以算學為本，汝綸以為法孟算學大師，今幸家居，可遣后生往就學，乃為書告深冀故人，令聘致法孟，教二州子弟習西算，書到而法孟已前死矣”。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六日致函賀濤：“湘帆示文數首，筆力勁悍，學韓有得，來書屢稱其可畏，自非妄嘆。”吳汝綸對趙衡古文贊賞有加，時年趙衡已被聘為深州文瑞書院院長。

六月三日《與冀州紳士》一函云：“書院盡改學堂，未知有無窒礙，松坡本欲辭館，恐加此一層，愈復難留。其實中學仍須講求，但當籌款加請西學之師耳。現任官不得不設法增加成本，似不宜裁減師生舊入以為新學也。西師實不易得，奈何奈何”。當年賀濤失明，本欲辭去信都書院院長。戊戌變法期間書院盡改學堂，兼習中西之學，吳汝綸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外省各府州縣書院束脩不過三百兩，分請中學西學兼通之師，根本請不到，就是有這樣的名師，哪里能一下找到那一千七八百位呢？所以一看擬定的章程，就知道李鴻章沒有參與，都是一些少年無知，缺少閱歷之人妄自亂政。

弓汝恒是吳汝綸門下年齒最長弟子，僅少吳汝綸兩歲，吳闿生認為他是父親“著籍最蚤”的開山弟子。所以吳汝綸有“吾輩垂老見此，殊非幸也”之語，這一年弓汝恒之孫弓鈐，亦即弓仲韜年甫七齡，弓汝恒問計其師，值此奇變，子孫應讀何書，吳汝綸作函回復，深盼弓汝恒能到保定一敘。

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十日復函冀州門人趙衡：“大著新文三首，讀而深味之，把紙開合數四，誠不意執事所造，遽已至是，下走所望而卻步者也。三文皆絕俗，論秦尤骎骎入古。仆在北久，所見諸少年多英偉，各有勝處，獨文事則頗少悟人，唯松坡門下諸君，皆有法度，能入古，由講授明也。執事在松門，又褒然稱首。老夫不足道，行當與老松分席而坐，不悚不懾，來書乃復謙挹不自足，若未嘗學問者然，何雄心銳進如是！為文下筆苦繁，不爾，則一無可說，此文家常態。辭賦，漢世已登峰造極，后之能者，不肯輕為，柳子厚謂退之未作子云四賦，作則絕加恢奇，彼恢奇有加，且不肯作，吾曹姑慭 置之，似亦可也。斫髖髀而屢折刃，循理解而苦不入，意者不疾不徐養之以俟其至。仆故終身未徹未悟，愧無以相益，承切問，只益為慚耳”。趙衡銳意鉆研古文，向吳汝綸請教，吳汝綸循循善誘，一一為之解析。

正月十七日吳汝綸致函冀州紳士：“去冬在北戴暢論時事，楚雪二公以為不謬，惜旋吉未與聞知。救之之法，必以士大夫講求西學為第一要義。使我國人人有學，出而應世，足以振危勢而伐敵謀，絕不似今日之束手瞪目，坐為奴虜，萬一不能仕宦，而挾吾學術，亦足立致殷富，自全于敗亂之時，救種之道，莫善于此……聞旋吉已有函與弼臣商論，有子弟二名，欲來從受西學，每月薄脩尚不難出，自應及時定議，勿稍游移，并望三君子廣勸州人有力之家，相率偕來，開此風氣。人家有力者，往往為子弟捐納職銜，以為榮耀。吾謂職銜特冠服外榮，而所費不訾，其中固無有也。西學，敏者三年，鈍者五年，必能有成。五年所費脩金，不過百余兩，而使子弟有學，可貴可富，其為門戶光寵，比之職銜身外之榮，其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哉！望諸君俯采鄙言，并希速勸早來，無任翹跂。”

張廷湘字楚航、張增艷字雪香，故稱“楚雪二公”，“旋吉”即劉步瀛，三人為冀州士紳，書院河工等處董事。“在北代暢論”當為上一年吳汝綸省視失明的賀濤時的一次相聚，賀濤武強北代人，故有此稱。“弼臣”系蓮池書院提調宋朝楨。吳汝綸在保定開辦西學，無人應招來學，只得向冀州招生，故有此函。

二月十六日又致函冀州紳士,苦勸諸人送子弟來學。吳汝綸為開風氣，勸劉步瀛、張增艷、張廷湘等人速送冀州子弟來學西文，并以南皮張之洞送孫子東渡日本求學為例，可謂掰開揉碎大講其中道理，并請冀州三人詳細敘寫其中利弊，廣為張示勸誘來學。

保定風氣不開，吳汝綸只得勸誘冀州門人送子弟來學，并命獨子吳闿生也一起跟隨眾人師從英國人貝格耨到教堂學習英文。五月又作函給李鴻章，從保定淮軍公所歲脩利息的余款中每年提取四百兩銀子，聘吳汝綸弟子日本人中島裁之為教習，開辦東文學堂，專教在直隸的安徽籍官員子弟，直隸子弟有愿附學者，另行繳納脩金。

吳汝綸認為科舉不廢，新學不興；新學不興，種族不保。不能說吳汝綸對教育體制改革的認識滯后，但他跟隨曾李多年，地方為官十余年，深知中國實際情況，絕不像康梁那樣一味革新求變，魯莽滅裂，實際是欲速則不達，轉而激成大禍。吳汝綸閱歷既深，籌畫周晰，在保定開設東西兩學堂，開全國風氣之先，可惜隨后庚子大變，他本人倉皇出逃，僅以身免，而蓮池書院則蕩然無存。

作者：田衛冰  編輯：賈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