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被稱為“小哥”的還有快遞員。某電商平臺甚至在快遞站點貼上了圓滾滾的卡通“小鴿”作為吉祥物，多數快遞公司的官方寄件平臺也默認使用了“快遞小哥”的稱呼。比起冷冰冰的快遞員、配送員，快遞小哥、外賣小哥這樣的叫法似乎親切不少。

然而，“快遞小哥”意味著默認快遞員的性別為男性，但實際上女性快遞員也并不罕見，根據去年3月國內一家寄件平臺發布的數據，該平臺的女性快遞員超過了10%，把所有快遞員稱為“快遞小哥”，就忽視了女性快遞員的存在。

對此，還有細心的網友特意發微博向快遞公司提出改進意見。

高溫下，外賣員的防曬方法。新京報攝影

仔細一想，不難發現許多職業都有自己的固定稱謂：司機師傅、看門大爺、保潔阿姨、護士姐姐……如果“快遞小哥”是對女性快遞員的性別歧視，那“保潔阿姨”、“護士姐姐”是否也是對男性保潔員和男性護士的性別歧視？

也許，這些職業稱謂形成的關鍵不在于性別，而在于我們的社交天性。

1

為什么是“外賣小哥”？

“外賣小哥”這個稱呼，其實包含了三個信息：首先，他的職業，或者說社會功能，是送外賣；其次，他的性別為男，多半還比較年輕；最后，被稱為“小哥”還意味著這份工作不需要什么專業技能，不像“師傅”，是對擁有專門手藝的工匠的尊稱，比如“司機師傅”，要知道，在二十年前，會開出租車和大卡車還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這也符合我們一提到“外賣小哥”，腦海中出現的形象：穿著黃色或藍色工作服的精壯小伙，皮膚曬得黝黑，永遠騎著一輛電動車，能手提好幾份外賣健步如飛。

外賣配送員與買家在交接。新京報攝影

但是，真實生活中的外賣員都是這樣的嗎？根據某外賣平臺于今年四月發布的配送員統計報告，外賣員的平均年齡為31歲，但40歲以上的外賣員超過了15%，同時女性外賣員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我們腦海中的“外賣小哥”形象，更多只是我們對這個職業群體的一種刻板印象。

2019年初，“我媽媽是外賣配送員”的視頻刷屏網絡。

“刻板印象”并非是個貶義詞，甚至多數時候都帶有積極的意義。在人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了解某個個體的情況下，就會通過他所屬群體的一般特征來對他進行判斷。在心理學上，這能簡化我們的認知過程，節省大量時間、精力，使人們迅速了解某人的大概情況，有利于人們應對周圍的復雜環境。而現有研究也表明，“刻板印象”在多數情況下，有著中度乃至高度的準確性。

例如取外賣時，憑借對外賣員的“刻板印象”，我們一眼就能認出小區門口或是辦公室樓下的人群中，那個踩著電動車而來，戴著頭盔穿著工作服的人手中就有我們等待已久的午餐。我們也無需知曉外賣員姓甚名誰，再考慮怎么開口稱呼，直接喊一聲“外賣小哥”，就能確認上眼神，順利拿到外賣。

而最初的“刻板印象”，通常來源于我們最開始接觸的一兩個外賣員。因為第一次、第二次給你送外賣的都是年輕小伙，次數一多你也就默認了外賣員這個群體都是年輕小伙，順理成章地稱呼他們“外賣小哥”了。

如果一開始給你送外賣的幾個外賣員剛好體型偏胖，你也會形成“所有的外賣員都偏胖”的印象。

“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久而久之就成為我們貼在這個職業群體上的標簽。某一次接到外賣電話時，另一頭響起女聲，我們可能會感到出乎意料，“原來也有女的‘外賣小哥’？”等到下一次再拿外賣，心里默認的對方，仍然是個年輕小伙。

與此同理，我們看到小區門口翹著二郎腿、穿著白背心、搖著扇子和人嘮嗑的大爺，就默認他是小區門衛，“看門大爺”；站在大爺邊上穿著白色襯衫、黑色皮鞋、胸前掛著名牌的，很有可能是某個房產中介。

“我只是送外賣的。”《喜劇之王》（1999）劇照。

2

最熟悉的陌生人，

就是最好的距離？

“刻板印象”當然存在很多問題，會使我們在面對他人時忽視個體差異、先入為主，以致難以對他人做出正確的評價。但是相較于它帶來的便利，它的問題在多數時候就被自然而然地忽視了。錯判外賣員的性別或年齡，好像并不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任何影響。

換個角度來想，我們之所以不愿放棄對外賣員或快遞員的“刻板印象”，不愿意放棄“外賣小哥”這個稱呼，也許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時間、沒有機會去了解他們，而是我們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雖然外賣員知道你一般幾點吃飯、口味有什么偏好、能不能吃辣，快遞員知道你“雙十一”買了多少快遞、有多少消費能力、平時什么時候在家，他們也知道你的姓名、住址、電話甚至不為人知的羞恥的網名，但他們對你來說終究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你不用知道他們的姓名，不用記住他們的樣貌，更不必和他們有更多的溝通交流。

如果走在路上，有人和你打招呼：

“嗨，你好，我給你送過外賣，你還記得我嗎？”

想必你會大吃一驚，之后脊背發涼，感覺自己被冒犯到了。這是一種社交邊界被打破，或是私人空間被侵犯的不適。

心理學研究發現，任何人都需要在自己周圍擁有一個能夠把控的自我空間，與他人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這個社交距離可能是空間上的，可能是行為上的，也可能是信息隱私上的。

曾經我們對這種社交距離的需求很小，搬個板凳在村口小賣部一坐，就能知道整個村子的家長里短，坐火車和鄰座一路聊天，到下車時兩人已經知根知底。但隨著自我意識的加強，我們對隱私和社交距離的需要也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社交恐懼癥患者”的出現，以及對“精神芬蘭人”式生活的推崇，就是個中體現。

拒絕知曉外賣員姓名，就是一種保持社交距離的方式。一旦知道、并稱呼某個人的姓名，你就和他建立了某種社交聯系，下次再見時，就必須要打個招呼，哪怕再也不見，這個名字也留在了心中。而對“社交恐懼癥患者”來說，這是極難跨越的一步。

另一方面，這也是我們從小所受“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教育的延續。《紐約客》撰稿人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曾在《陌生人效應》一書中提出“默認真實”的概念，認為我們在面對陌生人時，會先入為主地判定，他對我們是誠實的，從好的方面來理解對方的意圖。

《陌生人效應》，[加拿大]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著，朱曉斌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7月。

但是，更符合當下社會情況的可能是一種“默認提防”，在不了解對方的情況下，首先保持一種防備的狀態，不主動接近也不明確回絕。諸如“老人摔倒扶不扶”、“陌生人給的飲料喝不喝”等問題，都是產生于這種“默認提防”。

在這種情況下，默默接過外賣員送來的外賣，禮貌地說聲“謝謝”，再轉身離開，就是最安全的狀態。更有甚者，因為害怕和外賣員的電話溝通，提前發送短信，讓其把外賣放在門口，不要敲門也不要打電話，才能克服與人交流的恐懼。

3

打破“職業冷漠”的可能性

對于點外賣者而言，“相對無言”可能是一種舒適的狀態。可是對于外賣員呢？

當人們只在乎外賣，而不在于是誰送的外賣，外賣員也就成為“工具人”一般的存在——只提供功能性作用，卻得不到情感交流。

他們每天工作近十個小時，送三四十單外賣，無數遍重復同一句開場白，“您好，我是xxx配送員……”長此以往難免進入一種機械化循環往復的狀態，或可稱為一種“職業冷漠”。就像每次步入24小時便利店自動響起的“歡迎光臨”，是問候卻不帶感情。

一位外賣配送員將毛巾蓋在頭上降溫。新京報攝影

對于“職業冷漠”的討論比較早出現于醫生群體。時常有病人抱怨醫生看診時語氣冷漠、不帶感情。對于醫生而言，專業上他們需要冷靜思考才能做出正確判斷，情感上他們也無法承受對每個患者抱以同情心所帶來的重負，加上和患者由于專業知識的隔閡，難免出現溝通方面的問題，在高負荷的工作壓力之下難免喪失對患者的熱情和耐心。

相似的“職業冷漠”隨后也出現于教師行業、護士行業、餐飲服務業……這些工作內容主要為與人交流溝通的職業，也意味著壓力巨大的情感勞動。在產生“職業冷漠”之后，他們選擇只做好分內之事，不多說，不多做，不動情。

可是，最近的一個新聞事件卻讓人感受到打破“職業冷漠”的可貴與動人。

深圳一家日料店的服務員發現一位就餐的男性客人，趁同行的女性客人離開時，在她的水中倒入了某種白色粉末。這位店員隨即以收拾的名義拿走了水杯，并留作證據，之后又小心提醒女性客人注意安全。之后警方調查證明，水中確實被下了一種催情藥物，那位男性也確實圖謀不軌。

從店員的職業角度來看，保護客人并不在她的職責范圍之內，她的行為實屬“多此一舉”。可是從“人”的角度出發，這是一個有同理心、有責任心的人面對這種情況自然做出的舉動。

《社交天性》，[美]馬修·利伯曼著，賈擁民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

社會心理學家馬修·利伯曼在其《社交天性》一書中提出，人類天生就傾向于建立和維持社會連接，當一個人知道自己的努力真的能幫助別人時，他就會更加努力。這種成就感帶來的幸福和激勵，甚至遠大于金錢。

對于外賣員而言，亦是如此。今年年初，多地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陷入停滯。居家隔離期間，外賣員是許多人一天之中唯一能見到的“活人”。與外賣員的溝通也就顯得珍貴而特別。他們選擇在疫情期間冒著生命危險繼續工作，也是為了自己所創造的價值、承擔的責任和外賣送達后得到的感謝。有外賣員表示，在疫情期間得到的五星好評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有顧客甚至打賞了200元的“巨額紅包”，讓他一度以為是對方手滑，還特意打回電話確認。

在社交恐懼和職業冷漠之外，我們正重新感受到人與人之間聯結的價值。在社交媒體時常出現的外賣軟件聊天截圖，給外賣員的特殊留言，外賣員頭盔上的各色耳朵，在讓人們會心一笑的同時，也一次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