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黑龍港流域棗強縣的一個小村子里，村名叫“劉家紙房”。18歲前我沒有對村名產生過狐疑。1963年家鄉遭遇500年一遇的洪水。洪水不是從村東的索瀘河潰堤，而是從村西的平地里橫流漫灌而來，老人們說從小也沒見過這樣大的洪水。人們在村干部的組織下，發瘋似地挖土、拆墻、擋護村埝。埝長一寸，水也長一寸，人和水就像百米賽跑一樣激烈競爭著。飯顧不上做，啃口干糧繼續干！天黑了，人們不敢喘息，還在打著燈籠加固堤埝……

大約是洪峰過后的第3天下午，水勢已漸趨平穩。一群有迷信思想的老太太嚷著“關老爺能保佑全村人平安！”領頭刨出了關帝廟中土改時埋入地下的關公石像。我時任第二生產隊會計，聞訊趕到現場時，見人們已把“關老爺”石像刨出來了。不知是誰首先發現“關老爺”背后有字。當時在場的“文化人”有大隊會計張長林、二隊保管員張長茂和我，湊過去看那文字。碑文記述了石像雕刻于明萬歷年間，當時的村名叫“西紙坊”（而不是“西紙房”），屬梅章管，以及清嘉慶年間重修關帝廟的捐資人名單。

時至這時，我才知“紙房”的村名是錯別字。小時候就聽老人們傳說，是先有“造紙作坊”，后有幾個“紙房”的村名。“關老爺”石像的出土，使傳說得到了證實。據縣志記載，明朝前就有屈家“紙房”，只不過當時叫甄家“紙房”。那么，造紙作坊的歷史則更長。據史載，明永樂六年，“漳河橫注”，平地行船，洪水曾漫到衡水縣城寶云塔的二層（1963年的洪水，也曾淹到寶云塔的二層。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拍的新聞簡報《人定勝天》，紀錄下了人民抗御這500年一遇洪水的歷史）。歷史上，洪水曾“淹桃縣七年”（衡水古稱桃縣），永樂十三年（1415年），縣城才搬遷到地勢高的“范家疃村”（今衡水市區老橋東）。同時，洪災還造成冀南平原瘟疫盛行，人畜大量死亡，土地荒蕪，“千村薜荔人遺矢”。了解了這一背景，就會明白明朝初年為什么會從山西等地大量向黑龍港流域移民。東李“紙房”、劉家“紙房”、梁家“紙房”等村莊，就是在這一時期先后移民來的。因此地有造紙的作坊，所以村莊的名字就叫某某“紙房”了。

“五個紙房”，建村最晚的是西李“紙房”。據考證，西李“紙房”村的土地，原來都是東李“紙房”李氏宗族的。由于索瀘河常發洪水，來河西耕種很不方便，所以就在西李“紙房”現在的地方，蓋了一些場院屋供人住和喂牲口。李氏宗族的一些大戶，還雇了一些長工幫助種地。西李“紙房”的張姓人家，大多是當年來此打工的佃戶。棗強學者馬金江先生考證說，清嘉慶九年《縣志·保甲村名錄》上，“尚沒有西李紙房或小李紙房的名字，故推測：西李紙房建村應在清嘉慶年之后，至今不超過200年。”

眾所周知，造紙不僅要有就地取材的原料，還要有充足的水源。縱觀五個“紙房”所處地理位置：地處冀南平原，盛產麥谷，造紙用的麥秸和谷草可就地取材，且資源豐裕；索瀘河從五個“紙房”中間穿過，一般來說如水源充足持久，是造紙作坊選址的優選地點。索瀘河發源于太行山東麓的沖積扇與黃河故道交接處的洼地，古稱 “天下九澤之一的大陸澤”。范圍包括現今邯鄲市和邢臺市東部的館陶、大名、平鄉、威縣、隆堯、巨鹿、廣宗、臨西、清河、南宮等地勢低洼縣市。歷史上這里曾群泉珠涌，水面遼闊，一望無際，為漳北、泜南諸水所匯之地，清涼江、索瀘河皆發源于此。1970年秋天，在極左路線的影響下，河北大學倉促從天津遷出。總校遷往保定，文科分校臨時遷往邢臺市東北隆堯縣的一個勞改農場。此地即處于“九澤之一的大陸澤”。水面離地面很近，水井只有五尺深，彎腰就能用臉盆打井水洗漱。當地百姓說叫“跑馬泉”，傳說王莽趕劉秀時，劉秀的兵馬藏在蘆葦地里，馬用蹄子就能刨出水來。此是后話，暫且不提。

除此之外，造紙作坊之所以要在這里選址，還因為，索瀘河在從棗強進入桃城區的地方轉了一個彎，在五個“紙房”中間形成了“嘟嚕”似的洼淀。風沙在河兩岸堆積起高高的沙丘。上游洪水或下雨的瀝水，就常年滯蓄在“嘟嚕”似的洼淀里，水深的地方可達五六米。1963年發洪水，河西去河東的幾個村莊都需坐船。可以想象，在歷史上洪水泛濫、“漳河橫流”的年代，這里的洼淀，是常年蓄水的。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每到冬天，我還曾跟著大人們去河里的冰上砸“窟窿”逮魚。只是到了上世紀70年代，在毛澤東“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號召下，疏浚開挖索瀘河，才變成了今天的地貌。

“紙坊”何時變成的“紙房”？目前尚未看到文獻資料。但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一是大環境和氣候的演變，導致造紙作坊關閉。清涼江、索瀘河皆發源于古代天下九澤之一的大陸澤，史志上說其“廣袤百里，眾水所匯，波瀾壯闊”。說得再遠些，漢朝大儒董仲舒，廣川人。《詞源》對“廣川”的注釋是“郡內有大川”。“大川”即指的是清涼江。可以想象，當時的清涼江是條寬闊“波浪翻滾”的大河。但自然環境與氣候的演變，使九澤之一的大陸澤逐漸枯竭，發源于此的清涼江、索瀘河等河流，也隨著大陸澤的消亡逐漸變成了季節性的間斷性河流，再后來水也斷流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靠瀝水滯蓄的“嘟嚕”似的洼淀，也就無法長期支撐造紙作坊的用水了。二是棗強學者馬金江先生考證說的“房、坊在過去詞意區分不嚴格，常常通（混）用的原因。”三是粗心的史志人員人望文生義所致。造紙作坊的關閉，大約在明末清初。不知在此后的某年某月，某個喝過墨水的人望文生義，順手把“紙坊”改成了“紙房”。

那么，造紙作坊的遺址在哪里？我自小在家鄉長大，1964年至1970年曾在公社當過“借調干部”和半脫產的通訊報道員，圍著五個“紙房”做過多次考察，發現在劉紙坊村東北索瀘河邊上有一處遺址，地里磚瓦碎片很多，至今還可找到，是過去村落或建筑的殘留遺跡，很可能是當年造紙作坊的的遺址。

古村名、古村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蘊藏著特定歷史時期豐富的文化內涵。如何研究、保護和傳承它們，對于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建設美麗鄉村有著重要現實意義。為此，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及國家文物局，專門公布過多批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名單，提出要保護、傳承和發展古村落傳統文化。比如，河南省汝州市有個紙坊鄉，史載明初山西韓氏一支，遷居汝州并創辦造紙作坊，現為“汝州最美地名”；山東省濱州市黃河邊有個西紙坊村，修復了仿古柴窯，被譽為“黃河古村落”。當然，最有名的是北京西城區廣安門南濱河路有個白紙坊，不僅建有白紙坊橋，還有條街叫白紙坊西街，以及白紙坊街道等，都是因歷史上有造紙作坊而得名。綜上所述，我再次呼吁有關部門對五個“紙房”的村名給予考證與勘誤，還有700年歷史的“紙坊”古村名。

作者：張錫杰  編輯：李耀榮